关于融资担保行业发展变化的若干思考
分类:
行业动态
发布时间:
2024-09-20
回顾三十年融资担保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整个行业经历了很大的起伏,既有《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出台后给融资担保行业带来的重要机遇期,又有对非政府出资担保机构监管主体不明情况下的野蛮生长期。伴随着监管的宽松和严格、粗放和规范,以及经济的波动,融资担保行业从激烈竞争阶段到风险集中爆发、再到重整洗牌和定位明晰,在经历了政府调控和市场洗礼之后,行业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实践证明,融资担保行业对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融资担保行业种种变化的背后,有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在合力推动,也有行业自身的不断调整和适应,进而发展到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成为准公共产品这一新的定位。实际上,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背靠财政、面向小微“三农”主体,已成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流入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和专精特新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重要责任,发挥着架银企之桥、解融资之困、救企业之急等重要作用,是更好发挥财政职能和相关政策传导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行业之变
一是从机构数量看,呈现总量减少、“国进民退”现象。近年来,全国融资担保法人机构数量逐渐减少,十年间减少约一半,国有控股机构数量占比不断提升,2020年首次超过半数,目前已占近六成,成为整个市场的中坚力量,民营及外资控股机构数量相对下降,“国进民退”现象非常明显。
二是从资本实力看,呈现出水平提升、国有主导的格局。截至目前,全国融资担保机构实收资本已超过万亿元水平,实收资本10亿元(含)以上机构数量逐步增加,其中国有控股机构占八成以上,从而显著提升了机构单户平均实收资本水平。
三是从融资担保费率看,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据近年来融资担保行业统计数据,行业整体新增担保额持续增长,2022年融资担保业务规模较十年前翻两番,但行业收入并末同步增长,2022年还出现下滑,两个指标背离反映出担保费率在走低。从具体政策走向看,2022年深圳市出台政策,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费率降至 1% 以内;2023年上海市出台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贴费,要求当年该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继续按照0.5%收取担保费,鼓励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费率继续减半收取。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开始对特定融资担保业务实行零费率。
四是从担保业务构成看,呈现出小微企业和“三农”业务为主导的趋势。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全行业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涉农融资担保在保余额增长明显,占比不断提升。2022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参股机构新增备案业务规模中,支小支农业务规模占比达98% 以上,单户500万元及以下业务规模占比超过 60%,两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国家政策要求。
五是从政府支持情况看,呈现出力度不同、效果不一的现象。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国家层面和很多地方政府层面相继建立了风险分担、政策奖补、代偿补偿、容错免责等配套制度,并落实了相关资金保障。但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以及对融资担保功能作用的认识不同,各地政府对融资担保机构的支持力度也有很大不同。有的地区已初步健全相关支持政策,有的地区还存在很多政策空白。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资金投入大,政策举措多,已经培育出区域内引领发展的行业龙头机构,融资担保作用发挥得较好,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效应较大;扶持力度小甚至缺少政策支持的地区,担保机构业务规模拓展缓慢,银担合作不畅,作用发挥非常有限。此外,从涉及政府融资担保的相关政策表述看,“小微企业”逐步取代了早期的“中小企业”,这也是变化之一,这背后可能既有控制风险的考量,也有定位更为精准的需要。
近年来,国家政策和制度供给明显提速,对融资担保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担保费率的下降和拨备覆盖率的提高,融资担保行业正在从市场化的盈利模式转变为政策性、政府性的准公共产品。在监管机构的监督和行业协会的引导下,各地融资担保机构积极开展业务创新,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新的担保产品不断推出,对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难题的针对性、有效性明显提高,政策属性进一步增强。
市场之手
不可否认,融资担保行业的大起大落,与经济走势密切相关。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供求两旺导致市场预期提升、创业创新氛围浓厚,市场主体融资需求旺盛,融资担保市场空间扩大,业务规模得以快速增长,同时违约代偿率也相对偏低。一旦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或遇到行业危机,融资担保行业就会面临风险集中爆发的情况,除一些稳健经营的担保机构外,那些资本实力不足、盲目扩张业务、风险把控不力的担保机构,便很难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加之所服务的是特定的客户群体(相对银行直贷客户风险更高),代偿损失率可能会高于担保费率,客观上造成其风险与收益不对等。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决定了融资担保这项业务的收益难以覆盖成本,或者说终极收益难以覆盖成本,业务保费难以弥补风险敞口,一个大额担保项目爆雷可能就会亏掉担保机构多年累积的盈利,很多担保机构因此消失。完全市场化经营的融资担保机构,只有依托庞大的客户数量和相对较高的担保费率才有可能持续开展业务,但在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加快覆盖市场之后,高费率的民营担保机构竞争力明显下降,这也是近年来融资担保机构总量减少、“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政府之责
这里的政府之责,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解决市场失灵的角度,二是从解决弱势群体困难的角度,三是从解決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的角度。我国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56789”的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升,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长期以来,间接融资是中小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方式,但受银行逐利性、市场化经营和传统贷款审批机制的约束,以及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自身基础信息短缺、信用不足,客观上信贷市场中产生了这部分相对弱势主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市场机制导致的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责无旁贷。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发展,特别是通过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融资难题的政策引导也一直在强化。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建立一批以政府出资为主、影响力较大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为承接“三农”、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载体。2019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定位,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出了“不以营利为目的,维持较低费率水平的要求”。2021年,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继续组织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引导地方支持扩大实体经济领域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成本,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3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财政部在《关于开展“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的通知》中要求,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对符合条件的链上小微企业融资增信支持。202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引导融资担保机构扩大支农支小业务规模,规范收费,降低门槛”“深化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机制,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强化支农支小正向激励。切实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地方政府性再担保机构作用,推动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合作,稳步扩大再担保业务规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完善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202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要求“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体系引领作用,稳定再担保业务规模,引导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理厘定担保费率,积极培育民营企业‘首保户’,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力度。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资本补充和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增信分险作用”。这些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加快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有效促进融资担保行业高质量发展。
变革之因
对地方政府而言,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财政工作中面临着一个常态化难题,即财政收支矛盾问题。其中有经济发展的原因,有税源结构的原因,更有财税体制的原因。收支矛盾突出,也决定了公共财政应该节制“锦上添花”的支出,更多地实施“雪中送炭”的举措,比如用于精准脱贫、低保、失业保险等,也包括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融资难题,这些都是对相对弱势的群体给予支持。但从配置效率角度看,财政拿出有限的资金直接分配给众多的市场主体,存在着“撒芝麻盐”的现象,实体经济面临的资金需求往往是政府财政难以满足的。财政直接支持市场主体这种模式不仅财力不足,而且效率也不高。当然,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一直都有,包括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奖补。近年来,着眼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各级政府在财政管理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将财政资金的运用过程公开化,将政府资源配置市场化,力求实现节支增效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目标。比如在政府投入从价值形态到实物形态和公共服务的转换过程中,通过政府采购制度,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难方面,相比政府财政运作机制而言,金融市场、金融工具的运作及其监管更加市场化,金融手段更加有利于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和规范性,因而政府在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中,日益注重通过引导金融机构行力、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包括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等举措,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以财政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产业投资和城市建设,促进了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发展。近年来,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扩面、降费、提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数量和资本实力的增强,乃至融资担保行业之变都是在这一逻辑下实现的。可以说,在当前财政压力下,为更高效地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融资担保行业发生变革的主要动因。
财政之力
从实践层面看,早在2010年,财政部就在《关于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因地制宜制定促进本辖区融资性担保业务健康发展、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难的财政支持政策。近年来,各级财政在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加快发展上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财政部牵头组建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国家农担联盟后,通过顶层设计引领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逐渐回归支小支农主业。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资(增资)整合、组建不同规模的担保机构,贯彻国家政策要求,对接、加入国家担保体系,深度开展业务合作。这些务实之举,体现了各级政府对融资担保功能认识上的更新和工作上的创新。经过多年实践,通过财政贴息、基金、奖补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贷款向普惠领域倾斜,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干斤”的引导、撬动作用,己经取得了积极效果。通过融资担保同金融机构,引导、摄动金融资源流向政府重点产业和支持民营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而且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到目前以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为主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财政支持的政策性担保业务覆盖的主要是中小微企业这个客群,着力解决的就是这部分市场主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之前偏重于解决融资难问题,发展到目前开始限制担保费率(甚至零担保费),体现了对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兼顾。一般来讲,如果业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就具有了分散风险的优势,类似商业保险的大数法则,担保机构只要控制好合理的代偿率,建立科学的熔断机制,基本上能做到风险可控。财政部在2020年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 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的通知》要求,当前形势下政府控股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积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努力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服务效率,及时履行代偿责任,依法核销代偿损失,协调金融机构尽快放贷,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2023年8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财税支持政策落实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要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体系引领作用,稳定再担保业务规模,引导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的融资增信支持;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优化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合作模式;推进融资担保业务数据标准化、规范化,强化银担、银企信息共享,引领体系内机构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财政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质效。202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蓝佛安关于当前经济财政形势的问答》,其中提出“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组合使用专项债、国债以及税费优惠、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可以看出,融资担保在财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现实之难
一是业务拓展难。目前的融资担保业务面临着市场空间收缩的挑战,特别是间接融资业务出现了“去担保化”趋势。从政策层面看,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其中明确,延长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期限至2024年底,持续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引导商业银行接入“信易贷”、地方征信平台等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强化跨部门信用信息联通;扩大民营企业信用贷款规模。近年来,随着股票、基金、债券、信托等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使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更加多元,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格局发生了改变,大型优质企业可以选择在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创业板、北交所获得资金,或通过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及各类产业引导基金等直接融资,金融脱媒致使商业银行部分优质客户流失,倒逼商业银行加大对一般中小企业客户的开发力度,而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客户具有规模小、分散经营的特点,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管控成本上升,这给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业务拓展提供了阶段性机会。但商业银行在科技赋能的脚步加快后,大大压缩了中小企业客户尽调和信贷风险管控成本,加上政府政策和监管部门推动,以及银行自身经营转型发展的需要,使得发展小微信贷正在由外部驱动转化为内部自主行动,竞争的加剧和监管要求促使信用放款增加,进而压缩了融资担保业务的增长空间。同时,在直接融资业务的担保上,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此外,从宏观经济走势上看,总需求不足的压力仍未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融资意愿随之下降;贷款利率的下调,加剧了银行资产荒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融资担保业务的增长。
二是共识落地难。如前所述,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资金保障。降费奖补、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坏账核销、不良资产处置等,这些政策的兑现大都受限于地方财力。近年来,部分地区受经济下行和特殊情况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下滑,政府债务率持续攀升,社会福利和民生领域的资金需求存在刚性,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巨大,由财政直接拿出“真金白银” 落实支持市场主体的相关政策是十分有限的。实际工作中,限于财力或其他原因,部分地区尚未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此外,如何在防范道德风险和支持业务发展之间找准平衡点,避免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也在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决策智慧和治理能力。
三是风险防控难。客观上看,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尽调不予放贷或放贷额度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的情况下,才需要第三方担保,而担保机构的尽调和风控原则按市场化规律应该与银行一致,只可能有风险偏好的差异。银行无法运用的一些风控手段,在法制化和政策要求日渐清晰的背景下,融资担保机构也越来越难以运用。在反担保方面,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要求,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应坚持准公共定位,不以营利为目的,逐步减少反担保等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可取消反担保。在此情况下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政策导向远远强于市场导向,按市场化运作的风控理念和原则很难落实,目前的“见贷即保”批量业务大都依赖银行的尽调和风控机制。此外,从考核机制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还面临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成本收入比等指标增长压力,特别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机构,随着政策性业务占比提高,整体收益率就会下降,业务收入会难以覆盖经营成本和所承担风险,在缺少外部补偿支持的情况下,财务账面主要指标很难改善,扩大业务规模的内在动力不足,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积极稳妥应对。
应对之策
从深层次上分析,政府性融资担保这种制度设计,类似于一种面向金融机构信贷和债劵承销的政策性保险,未来政府性融资担保或可转型为面向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和“三农”信贷业务的政策性融资保险机构,按照保险的理念和思路,运用精算原理设计特定保险产品,通过大数法则和相应风险管控机制,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以市场化的路径引导银行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更好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就现阶段政府性融资担保实际情况看,需要各级监管部门、出资人、行业协会、担保机构共同努力,进一步从运营模式、监管机制、政策保障、业务创新、人才支撑入手,全面构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融资担保行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一是在运营模式上,按照区域经济、布局合理、突出重点的原则,统筹协调、适度整合政府出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集中优势资源,搭建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共同体(或设立分支机构),实现市县区一体化运作,横向拓宽服务半径,纵向覆盖基层市场主体,带动辖区内融资担保行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改进银担合作机制,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内的批量业务,已成为银行降低不良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帮助银行分险的重要工具,应进一步强化银担对等合作共识,完善多方多级合作分险模式,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提高政府政策的覆盖面、机构的区域影响力和业务的风险管控力。
二是在监管评价上,把握政策性业务特性和规律,区别市场化竞争企业采用的绩效考核方式,构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场化运作与政策性指标、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兼顾的绩效考核体系,实现责权利相统一,重点评价融资担保业务的引导和放大效果,比如税收、就业、招商引资等指标,或者 ESG(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评价,以此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高效运作和健康发展。
三是在政策保障上,由于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的政策性目标与市场化机制交织在一起,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亟须从顶层设计上,针对地方融资担保机构,健全风险管控机制、政策奖补机制、容错免责机制、呆账坏账与代偿损失核销机制、财务会计制度等,通过明确的规制来保障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拓展业务、减少道德风险、提升综合绩效。通过政策支持,推动融资担保行业早日形成敢担愿担、能担善担、应担尽担的良性生态,促进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干斤”的“放大器”作用。
四是在科技赋能上,当前应尽快借鉴各地成熟的实践经验和信息系统,在一定层次上统筹推进,避免重复建设、同质开发。统筹推进政府数据、商业数据共享和应用,建立大数据风控模型,利用数字技术等现代化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风险评估和控制水平,提高决策科学性、准确性,使业务办理更具时效性和有效性,节省人力资源,促进业务发展。在批量业务、线上业务方面,应加强政担合作、同业合作、银担合作,在尽调方法、风控模式、产品设计及业务拓展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逐步构建多方多层控制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充分利用银行的风控体系和政府的引导政策及资金,尽快形成更多示范案例,将信用风险进行横向、纵向分散与转移,有效降低单一机构面临的风险敞口。
五是在人才支撑上,紧紧围绕满足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培养、引进和配置法律、经济、政策、财务、金融等跨专业复合型人才。可在担保机构设立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对毕业生实习、见习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在高校设立担保机构外部培训基地,通过举办短训班和提供师资支持等形式,让员工充分汲取高校的智力资源;在高校开设整合法律、经济、财务、金融等专业课程的担保专业班,培养专门人才等,通过多种方式,合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担保人才队伍。
(作者 许洪彪 长春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文章来源:《中国担保》2024年第1期[总第73期],如有侵权请与本司联系,进行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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